開端一巴黎外方傳教會
露德聖母堂的歷史從巴黎外方傳教會（MEP-Missions Etranges de Paris）開始。修會於一六五九年在巴黎創立，由一群司鐸與教友組織成的傳教先鋒，在當時為教會展開了一個往外傳教的新紀元。這群由非歐洲政府管轄的會士，透過羅馬傳信部往外方傳教，專門協助傳教區發展為自供自給的教區。自一七九二至一九四九年，四千多名會士從法國東來，到中國、越南、泰國、西藏、日本、韓國及台灣傳教。修會在傳教期間有許多人殉道。一八四七年，日本宗座代牧、巴黎外方傳教會的科主教（BISHOP AUGUSTIN FORCADE）到港；留港期間，被委任為香港臨時代監牧。科主教邀請法國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他的妹妹屬這修會；﹞(Sisters of Saint Paul of Chartres) 來港，照顧棄嬰，病者及老人。修女開始在灣仔工作，至一九一六年，遷到銅鑼灣。在那裡，她們興建了一所醫院及一所女子學校。一八五零年，科主教回到日本去。一八四七年其他自澳門遷來的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則留在香港發展傳教工作，成為其他傳教修會的典範，例如：米蘭外方傳教會（PIME-Pontificio Istituto Missioni Estere），比利時聖母聖心會（CICM-Congregatio Immaculati Cordis Mariae），美國天主教傳教會（MARYKNOLL FATHERS），墨西哥外方傳教會（MG- Misioneros de Guadalupe），聖高隆龐傳教會（IRISH COLUMBAN FATHERS）。這些修會目前仍在香港教區服務。
伯大尼修院
基於大部份傳教區的醫療設備不足，而香港位置適中，交通較便，巴黎外方傳教會在一八七零年代初期決定在香港島南面興建一所照顧老弱者的療養院。伯大尼修院位於薄扶林區，一個俯瞰南中國海的小丘上。修院地方寬敞，空氣清新，可同時收容五十人。院內最顯著的地方是按東京法國式總堂模式所建成的小堂。〔東京總堂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被毀〕。修院旁又有一墓地，後安葬了四位主教及九十四位神父；一九七四年修院出售時，骸骨已轉葬柴灣聖十字架墳場。修院建築物至今仍在，是香港大學校舍的一部份（學生宿舍－大學堂）。
一八八三年，傳教會一名年青法籍傳教士被送到伯大尼修院去。這位傳教士曾在中國四川省服務多年。他突然病倒，院長決定把他送到香港休養。這傳教士在一八五二年〔聖母在法國露德顯現前六年〕，誕生於距離露德不遠的一條小村莊。他是嘉若瑟（JOSEPH
GAZTELU），是日後露德聖母堂的首位主任司鐸。
納匝肋修院
一八八三年，羅若望神父（FR. JEAN JOSEPH ROUSSEILLE）擱置會長的職務來華，為一項嶄新的工作徵募人手。修會曾在委員大會通過羅神父的建議興建納匝肋修院，「為本會有意並獲批准的會士提供一個適合靜居、祈禱及默想的地方」。會士在這修院內過著修會式的團體生活，亦可進行退省及更新等活動。
不久，來自印度的滿方濟神父(或被稱毛方濟- FR.
FRANCOIS
MONNIER），檳城的河神父（FR.
LEON
HOLHANN），廣州市的比神父（FR.ANTOINE BEAL）加入羅若望神父的行列，一八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在澳門海濱東部（VILLA
SANCHA）正式宣佈新團體的成立。對這群傳教士，修會的格言「工作與祈禱」變為「印刷與祈禱」，因為他們計劃以翻譯及出版，印刷遠東傳教區宗教刊物為生。四個月後，這團體遷到香港並於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六日開辦納匝肋印書館。印書館日後成為印刷業歷史上其中一所既刷新又具創作力的印刷局。
在香港，納匝肋修院遷到地方較大的「利牧苑」（CLAYMORE）。這原是太古行，市內規模最大的「行」的物業，在伯大尼修院對面的另一山丘上。不久，為印刷局員工及家庭而建的較小房屋落成。居民聚居一起成為一村落。新村落就附近物業取名「太古樓」。村落獨特的地方是村民全是天主教教徒，是露德聖母堂堂區的基礎。
傳教士不久便知道「利牧苑」售價便宜的原因：原來那地區盡受瘧疾擾害；經過六年，仍無法把它撲滅。因此在一八九一年，納匝肋印書館遷到俯瞰堅尼地城的列治文小丘（RICHMOND
HEIGHTS）。由於出版業務發展迅速，不久新址又不敷應用。一八九五年，法籍會士購入位於薄扶林道一四四號，在太古樓附近的一座雖寬敞但外形古怪的都德式建築物：德格拉斯堡（DOUGLAS
CASTLE）。這建築物由德格拉斯船務公司創辦人興建。會士進行加建新翼工程，包括宿舍、飯廳、圖書館及聖堂。這是納匝肋修院第三次及最後一次搬家。修院在一八九六年五月正式啟用。
如果以羅神父（FR.JEAN JOSEPH ROUSSEILLE）為納匝肋修院的始創人，那麼滿神父（FR. FRANCOIS MONNIER）便是納匝肋印書館的創辦人。滿神父雖然從未受過訓練又不是專職印刷的工人，他卻是一位機械奇才。他以用手操作的印刷工具創業，又訓練技巧超卓的員工；並親手製造大部份印書館最終採用的七萬印刷字模。
在業務最蓬勃期間，納匝肋印書館超越了創辦人的期望，以二十八種不同文字，包括一些從未用過的文字，每年出版六萬多份刊物。印書館印刷聖經，教理書籍，祈禱文集，多國語言的字典，地理、歷史、社會自然科學書籍，還有地圖，圖表及各類教材...
總括來說，所有傳教士所需的任何資料。
一八八六年，方神父（FR. JOSEPH GAZTELU）在羅神父的特別邀請下來港。其實，他在伯大尼修院休養病癒，已重回四川繼續牧民工作。因此他有機會學到一口流利的漢語，並能以中文寫得一手好文章。到港後，羅神父讓他負責中文稿件在印刷前最後批閱的工作，更委任他為太古樓基督徒團體的主任司鐸。他為教友興建一所小聖堂，又為兒童每天舉行道理班。此外，他還悉心照顧在伯大尼修院的病人。當納匝肋修院重建工程在一八九六年五月完結時，那裡的新聖堂取代了小聖堂。新聖堂在同年十月由香港代牧區第二任代牧和主教（BISHOP PIAZZOLI）〔他替代兩年前逝世的高主教〕祝聖。和主教並把新聖堂定為一個專為薄扶林區教友而設的公開朝拜天主的地方。太古樓基督徒團體也因此在露德聖母蔭庇之下成為一準堂區，以方神父為第一任主任司鐸。
方神父以傳教的熱誠，繼續牧養羊群，直至一九一零年十一月十一日在伯大尼修院逝世，享年五十八歲。他在港及中國大陸服務期間，渡過了一段非常艱辛的日子。他僥倖避過連年鼠疫的侵擾。一八九四年，三千人因鼠疫死亡；一八九六年，四萬人又因鼠疫再蔓延逃離本港。一九零六年的颱風使一萬人，包括聖公會主教，喪生。他又目睹中國長期政變的痛苦：滿清岌岌可危的政府；中日戰爭帶來的恥辱；百日維新的失敗；不平等條約及中國在西方帝國主義壓迫下的讓步。他也目睹南京條約的簽署〔中國把新界及部份九龍半島租借給英國，為期九十九年〕及義和團的興衰。他更目擊在滿洲境內的日俄戰爭及一九零八年慈禧太后的逝世。一九-一年十月十日，在滿清政府被推翻及中華民國建國前數月，方神父逝世。孫中山先生就職第一任總統。在這動盪期間，內地不少國民紛紛逃到香港。
方神父逝世後，和神父（FR.
AUGUSTE GAUTHIER）被委任為太古樓的第二位主任司鐸。他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傳教士，自一八九四年，已在廣東省服務。一九-一年，印書館因人手短缺，他被委派到館內擔任會計職務。和神父是傳道會一位著名的漢學家，精通中文，熟悉本地文化與風俗。他尊重個人，無論對政府高官或普通員工，一樣溫文有禮，和藹親切，「博得兒童的愛戴」；「極受羊群的擁護」。他首先選用「露德聖母」寫在堂區領洗登記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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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對在港居住的華人影響雖然不大。較為年輕的法藉神父都被徵召回國入伍。一九一七年，和神父亦回到法國。當大戰於一九一八年完結時，和神父回到中國，當時正值共產黨於俄國發起革命及中國軍閥時代的開始，他被派至廣東，負責帶領一群年輕修士進行傳教工作；此群年輕修士正是第一批來華的瑪利諾會修士。在一九二一年，和神父被羅馬委任為DOBERO(又名DOBERUS)的主教和北海首位宗座代牧。五月二十五日，他正式被祝聖為主教。於一九二二年，和神父在主教座堂被祝聖為主教，當時太古樓的教友亦有參與晉牧慶典，一同感恩。一九二五年春，和主教剛從美國回來，忽然在香港染病。五月二十二日，他在納匝肋印書館及太古樓的友人陪同下安然離世。瑪利諾修會主教BISHOP JAMES WALSH 在接到噩訊後說道：「我失去了一位在遠東最偉大的朋友」。殯葬彌撒由香港主教主持，參加者包括政界人士及露德聖母堂的教友。
鮑神父任職主任司鐸期間，教友人數增至二百二十位，又有三十二位兒童就讀堂區學校。那時，教友團結一致的精神，使他們能渡過日後艱苦的歲月。這患難與共、與外間隔離的團體，也一同抵禦過外來的煩擾。大戰過後，內地又開始了一個新紀元。民族主義和反殖民地主義的產生，及因當時的五四運動及巴黎和平談判，德國在中國大陸內的地區因此轉割讓給日本，使政局更覺緊張。一九二零年，國際聯盟在歐洲成立。一九二一年，一群知識份子在上海成立中國共產黨，黨員成為癱瘓全市、海員大罷工的活躍份子。上海的動亂蔓延到香港。孫中山先生在一九二五年逝世。海員發起罷工，本地傭工、學生、碼頭裝卸工人、巴士及電車司機、甚至人力車伕也相繼加入。罷工及抵制日本與英國貨使經濟凍結，後需海陸二軍鎮壓。暴力和動盪局面似乎要長期持續下去，但最後平定下來；港人再開始如常生活。
張神父出任主任司鐸十一年期間，中國及世界所發生的大事，把未來全面改變。蔣介石帶領國民黨軍隊北伐，希望把中國重新統一。軍隊翌年在上海推翻共產黨發起的革命，在南京定都。法西斯主義在歐洲崛起。義大利政府與教廷訂立脫利籐條約（LATERN TREATY），確定梵帝岡為一獨立國家；美國證券市場崩潰，使全球經濟衰退。一九三一年，香港發起反日暴動；日軍侵佔滿州國，翌年又攻打上海。一九三三年，日軍繼續侵佔中國北方。與此同時，希特勒在德國當權。美國新上任的羅斯福總統為人民推出新政策（THE NEW DEAL）。一年後，一九三四年八月，中國共產黨發起歷史性的向北「長征」，紅軍花了兩年兩個月時間完成，由江西省開始，橫跨黃土高原到達陝西省的六千里「長征」壯舉。巴神父（FR. LOUIS ETIENNE）在這時候到達納匝肋修院。他雖已來華三十三年，大部份時間卻在汕頭市服務。田神父基本上是位教育家，在內地曾為兒童創辦十一所學校及兩所神學院，後者為訓練華籍司鐸。這些貢獻也沒有使他逃過在汕頭市數次被強盜槍傷或差點兒被殺的厄運。他留在納匝肋修院負責堂區工作，直至日軍侵襲香港為止。他逃往柬埔寨，希望能繼續傳教工作。可是抵步時，他立即被逮捕及拘禁在日軍監獄中。抗戰後，他重回納匝肋修院再工作兩年；在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因病逝世。他這樣便終結了四十七年為中國教會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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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春季，新校工程首先完竣；同年聖母月五月一日，由香港第四任宗座代牧恩理覺主教（BISHOP ENRICO VOLTORTA)主持祝聖儀式。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三位修女負責管理校務，學生有四十人。愉快的祝聖慶典氣氛剛過去，香港便受到有史以來其中一股最頑劣的颱風所侵襲。沒有人知道有多少市民不幸喪生，估計數目有一萬至一萬五千人。大埔與沙田一帶及香港所有漁船全遭海嘯淹沒。納匝肋修院及新校盡量收容因颱風痛失家園的災民並給他們供應糧食及棲身之所，直至他們能夠重建家園為止。
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是露德聖母堂最具歷史性的日子。在當日主保瞻禮日，德主教在隆重的大禮彌撒中祝聖新聖堂。堂區所有教友及友好與特別嘉賓參加整天的慶典。新聖堂及納匝肋修院的露德聖母巖漸成了全教區日後的聖母朝聖聖地。韓神父（FR. CLEMENT FAVREAU）在這期間出任本堂司鐸；他多智多才，能說四種不同的中國方言。他也曾成為河源，（HEYUAN）市的民族英雄。韓神父在該市居住期間，中國軍隊在該區出沒。出自軍人世家的韓神父，〔他自己亦曾服兵役〕，運用軍事策略，協助市民保衛城市。因此官方稱他為「人民的父母，城市的救星」。一九三五年，韓神父帶著疲倦孱弱的身軀，到達納匝肋修院。他的出現，是教友的幸運，因為在露德聖母堂最困厄及日軍佔港的三年零八個月期間，他擔任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一九三八年日軍南下，使大批難民從大陸湧到香港。國民黨政府遷都重慶後，使廣州市受到日軍侵襲。天花、腦膜炎和霍亂等疫症在港蔓延，醫院病床又不足應用。一九三九年三月，庇護十二世被選為教宗；七月，納匝肋印書館創辦人滿神父在伯大尼逝世；九月，德國進攻波蘭，隨即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在英國，邱吉爾出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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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後不久，香港人口隨即回復到戰前的數字一一百六十萬。貿易開始復甦，但復原過程既緩慢又困難。〔伯大尼及納匝肋修院到一九四九年才告重開〕。一九四六年四月，羅馬在中國內地建立教會聖統制；香港代牧區晉升為聖統制主教區。這說明中國教會已在全球教會中達到成熟及獨立的階段。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恩理覺主教（BISHOP
ENRICO VOLTORTA）晉升為香港新教區的第一任主教。戰爭的創傷仍未復原，居民又要面臨另一厄運。日軍剛撤退，中國大陸又發生內戰，紅軍向南進發，因此又掀起另一股難民潮。共產黨獲得勝利，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毛澤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又再受到新的侵擊。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五日，露德聖母堂連同其他九間市區教堂正式升為堂區。韓神父繼續留任為本堂司鐸。堂區領洗人數突增。代表堂區歷史中最蓬勃時代的開始。同年末期，新創立的巴黎外方傳教女修會（FOREIGN MISSION
SOCIETY OF PARIS）委派三位修女：德修女（SR. M .ELIA）、郎修女（SR. FLORANCE）和都修女（SR. M.
MAGDALA）到太古樓，為開辦聖華學校作準備。其他修女也相繼加入行列。在難民流入期間，修女們在堂區獻出一臂之力，她們所辦的學校在開幕時立即得到政府的資助。她們又在未來數年分擔堂區牧民、教理及醫療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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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短二十年間，香港天主教教友由三萬增至二十五萬，使香港成為全球中國教友最多的教區。由於大陸驅逐所有外國人出境，大量經驗豐富的傳教士亦因此被迫南遷到香港。教區的傳教工作頓時蓬勃起來。中國政府的閉關政策，也促使新晉鐸的華籍神父留在香港。明神父對推行工作也因此絕不感到人手不足。一九五二年四月，蘇神父（FR.
FERNAND BILLAUD）被委任為納匝肋修院院長。他博學多才，對中國文化和語言都有很豐富的知識。他全力發展露德聖母堂堂區。那時，他還不知道自己是納匝肋修院最後的一位院長，因為印書館不久便要關閉了。
那與外間頗為隔離的太古小團體突然成為整個薄扶林區傳揚福音的中心。慕道班通常額滿，彌撒中心要增加，領洗人數由一九五三年的五十位增至一九五四年的九十位及一九五五年的一百九十位。堂區亦注重社會服務，協助窮困者解決問題。為應付當時的需要，聖雲先會在本堂設立分會，組織救濟運動，分派糧食及衣服。堂區聖母軍，聖若瑟會和儲蓄互助社，在這時候相繼成立。一九五三年，聖華學校學生人數已有三百；分上午班及下午班上課，又因人數不斷上升而須加設四個新課室；一九五六年更須加建一層校舍。至一九五九年，學生人數增至一千二百。修女們更為兒童成立了著名的「樂鋒會」，所出版的「樂鋒報」後轉由香港慈幼會神父負責刊印，時至今日。
主保瞻禮
一九五三年七月，白英奇主教蒞臨露德聖母堂，為四十多位新領洗的成人及兒童施放堅振。在歡樂慶祝氣氛中，卻傳來巴黎外方傳教會會把納匝肋印書館關閉的消息，令人不勝悲嘆。這也是因為中國及其他遠東地區在戰後政治環境改變所引起的影響，使印書館在完成六十八年的光榮服務後不能繼續，悄然引退。太古樓的印刷工人頓時失掉工作。納匝肋修院在一九五三年出售，新業主是香港大學。太古樓居民象徵式把聖母巖的磚頭逐塊除下，又用手在村內聖堂旁把聖母巖重建起來。至於德格拉斯堡，至今仍矗立原址，是目前學生居住的大學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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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巴黎外方傳教會把太古樓村以象徵式的價錢售給教區。堂區、學校和女修院的名稱也因此改變了。明神父再任本常司鐸。露德聖母堂直屬香港主教區管轄。三年後，教區的小修院從西貢搬到太古樓，為堂區生活加添一股靈修活力。
五十年代後期，在堂區教友超過二千多位。這剛好是四年前的三倍，單在一九五七年便有超過一百五十位成人領洗。那年，明神父回法國渡假，由覃文華神父暫代為本堂司鐸。這期間也有其他華籍神父到堂區服務，最顯著的有李約瑟神父，李伯多祿神父，曾子光神父，趙玄靜神父。每主日堂區主持五台彌撒，其他各區如雞籠環，鋼線灣，大口環及南丫島也有彌撒舉行。區內總人口一萬八千人中，百分之十八是天主教教友。
除了兩個醫療站外，堂區在大口環加設一流動診所。神父、修女及教友也一同照顧在南丫島肺病療養院和在大口環痳瘋院的病人。回顧這十年，教友為堂區及教區實在貢獻不少，也不能忘懷白英奇主教在這難民潮高峰時代的訓誨：「我們為今天努力工作，而把明天的一切完全交託上主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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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二年，教宗若望廿三世召開梵帝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會議為期三年，結果為全球教會帶來了很大的影響，給教會打開了新的里程。會議特別強調教友在教會內的積極參與，禮儀生活的革新，與基督教會的合一，主教團的訂立，教友在各方面對外積極交流的呼籲，教友在信仰生活上的態度及方式的更新。這新精神雖使人振奮，但亦須付出一番代價。教友一方面歡迎改革，另一方面，對於過去傳統上所遵行的禮節卻又依依不捨。明神父正是這轉變期的最佳牧者。他除尊重及保留一些舊的傳統外，同時亦鼓勵堂區教友開放自己，接受新的事物。正當笫二屆大公會議開始，本堂區也慶祝一件甚為喜悅的事。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一位年青的華籍修士升為神父。相信當年的參禮者或這年青神父自己也想不到十八年後，竟被委派為本堂司鐸。這位年青司鐸就是曾慶霖神父。
六十年代的發展雖然追不上五十年代迅速的步伐，但仍然在不斷成長中。每星期，教區都有新的堂區、服務中心，學校和社會福利機構成立。一九六四年，堂區慕道者日增。明神父邀請陳玉貞姑娘出任堂區傳道員及照顧年長教友。一九六七年，傳道經驗豐富的屈鏞先生由澳門抵達香港，自此便在堂區負起傳道工作達二十五年之久。
一九六九年，徐誡斌主教晉升為香港第一位華籍主教。經過了一百零二年的忠誠服務後，米蘭外方傳教會也將教區交由本地教會管轄，但仍並肩合作，鼎力支持本地教會，邁向將來。白英奇主教退休，返回意大刊。他在一九八三年二月逝世。在香港教友的心底裡，他永遠是一位慈祥的牧者和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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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代中期，已有消息傳出薄扶林區將有很大的轉變：本來是人口稀少、遠離中區繁囂的區域，會面對大規模的發展。一九七零至一九七一年，華富村開始啟用，頓時成為世界人口最稠密的一個屋郊。與此同時，香港置地公司收購了牛奶公司的土地，計劃為數目漸多的中等家庭興建一個私人屋苑。置富花園及雅緻洋房的興建，不單直接影響露德圍的居民，更影響到露德聖母堂堂區。
一九六九年十月，劉利賢神父出任本堂助理司鐸。明神父在一九七一年被委任為香港仔聖神修院神師，這也結束了巴黎外方傳教會會士在本堂的長久服務。從此堂區及聖華學校交由教區直接管理。明神父是最後一位巴黎外方傳教會在本堂服務的司鐸，他同時也是一位最受教友懷念的牧者。在十九年的無我服務期間，他的忍耐、仁慈、愛心和信德，深深印在每一位教友心中。他那份對工作的熱忱和處事公正的態度，與全體教友渡過了幾許艱辛的日子。這一切，使他得到教友永恆的尊敬和愛慕。明神父在聖神修院工作九年，協助培訓香港教區的未來領袖。一九八零年，他已七十一高齡，再度負責堂區行政，出任堅尼地城聖母玫瑰堂主任司鐸。一九八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明神父回法國去，路經曼谷，在一宗交通意外中，不幸身亡。露德聖母堂及聖母玫瑰堂每位教友對這一位至敬至愛牧者的逝世，深表惋惜。
面對薄扶林區巨大的變動，政府向徐誠斌主教提出在華富村興建一所中學。本來，太古樓出售後，堂區聖堂及宿舍遷到華富是理想不過的解決方法，因為在華富村未建成之前，那裡已有一所彌撒中心。而且，這時大部份的教友都是住在華富村的。但一連串的事故把計劃擱置起來。一九七三年四月徐主教突然因心臟病發逝世，而繼任的李宏基主教，也在七個月後亦即委任顏若瑟（FR. J. YEN）為本堂助理司鐸後兩個月後，同因心臟病發逝世。主教一職懸空了一年，直至胡振中神父於一九七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主教晉升為主教後，才結束了這段極不穩定的時期。太古樓村在市場推出時，適逢經濟衰退，地價下跌。直至一九七六年，地價回升，才把土地賣出。建議中在華富村興建的那所中學卻遲遲未見行動。後因利瑪竇書院買了附近土地興建中學，政府便把建校的計劃擱置下來。其後政府給予教區一所男中學的行政管理權。這所中學除為南區學生提供教育外，校舍亦包括一聖堂及校監宿舍，並在置富花園興建。這就是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
一九七七年十一月一日，楊神父，最後一位居住在太古樓村的住客，也遷出這具歷史性的基督徒村落。接著，學校、聖堂、宿舍及太古樓村屋被工人-一拆卸下來。楊神父暫居香港仔的聖神修院。他每天清早，要舟車勞頓趕到華富村去。一九七八年五月，他才搬進教區在華富閣〔華富村口的那座商業大廈〕購下的兩個單位。他利用一個單位作為堂區辦事處，另一個作為他的居所。堂區仍保留薄扶林村的診療站。這時，薄扶林花園已開始在太古樓村動工。
一九八一年春季，嘉諾撒聖心書院從堅道遷至置富花園，該校借出禮堂讓楊神父主持主日彌撒。隨著，曾在過去十八年在堅道總堂充任副本堂及主任司鐸的曾慶霖神父在同年六月被委派協助楊神父。一九八二年，楊神父首次休假，教區便委任曾神父為主任司鐸。教友在與楊神父道別之際，亦感謝他多年來對堂區的貢獻，他對牧民的態度和支持與鼓勵，使堂區能順利面對歷史上多次的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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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二年秋季，堂區辦事處及司鐸宿舍由華富閣搬到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曾神父的首要任務是確保一個堂區兩個中心的統一。當時曾有建議把整個團體分為兩個獨立的堂區，但由於建議不實際，因此被否決了。及後數年，堂區議會對維持堂區的統一扮演了一重要的角色。初遷入新辦事處時，華富仍佔大部份教友，而置富每星期只為新搬入該區的教友安排一台彌撒。當時，新聖堂尚未完成，因此彌撒仍在置富嘉諾撒聖心書院舉行。建築師李國熹先生及員工一同趕工，希望新聖堂能準時在同年聖誕節竣工。雖然部份工程仍待完成，聖誕節前夕，子夜時分，露德聖母堂除慶祝救主的誕生外，亦慶祝一所朝拜上主聖殿的誕生。五個月後〔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九日〕胡振中主教蒞臨本堂，祝聖新聖堂。
在未來三年中，在本堂司鐸曾神父的領導下，堂區經歷了不少新發展。一九八三年夏季，因應不少遷入南區居住的外地教友的請求，堂區首次舉行英文彌撒。來自聖心書院的羅修女（SR.
ROSANGELA）及華修女（SR. VALERIA）負責新開辦的英語主日學，同時丁鴻華小姐（MS. RITA DING）亦組織起歌詠團。
同年八月，曾神父祝聖在華基樓設立的華富堂區中心。昔日的青年中心從此換上新面貌，變成兩大會議室，一辦事處及一圖書館。這所為紀念明神父而奉獻的新堂區中心不久便成為華富堂區善會，儲蓄互助社及教理活動聚集的地方，亦同時成為堂區分辦事處，由屈鏞先生負責。
同年十月，為堂區兒童而設的主日學在新中心開課，由聖心書院的蘇映璇修女（SR. AGNES SO）及堂區志願工作者擔任導師。由楊祖媛女士（MS.
TERESA YEUNG）為堂區青少年開辦的堅振道理班亦在星期六下午舉行。
一九八二年，尤德爵士在任港督時，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 進行歷史性北京訪問，對香港政權的栘交亦作出一連串的安排。香港回歸中國的日期為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中英雙方的決定，頓時對香港人的生活引起重大的改變。港人開始對前途關注起來；香港的前景亦成為未來十年中交談的熱門話題。
一九八四年八月，胡主教就「中英聯合聲明」，發表有關天主教會及香港前途的聲明，強調宗教信仰自由是天賦的基本人權，並期望把這項人權及個人運用這項自由的權利，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列明。胡主教亦同時宣佈教區更新文告。為期兩週專為教區司鐸而設的司鐸學習營是更新計劃的首項活動。在這兩週內所有禮儀皆由修女及教友負責。學習營中，司鐸認為，為應付環境的轉變，教區及堂區架構必須改組，同時亦主張分散中央權力。教區因此劃分為三個代表區，由三位主教代表負責。曾神父被委任為其中一位主教代表，負責新界區教務。因此在一九八五年，曾神父離開本堂，接受新職務。司鐸學習營結束後，堂區議會立即展開更新項目，由教友擔任領導角色及行政工作，並組織靈修活動，例如成立中文及英文聖經研習班；善會亦重新修訂會章，招募新會員。曾神父既是堂區更新計劃的一份子，遂邀請新慕道團－－國際教友更新組織，在本堂設立分會。
一九八五年三月，胡主教應中國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邀請，到中國訪問。他是自一九四九年以來第一位訪問中國的香港教區主教，亦促成金魯賢主教率團，與上海市天主教愛國教會八位成員訪問香港。中國政府邀請印度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前往中國，及香港明愛機構為國內有特殊需要人士組織工作坊，足以證明雙方關係開始改善。
曾神父在深秋時分上任新職。楊鳴章神父在同年十二月接任為主任司鐸及余振強紀念第二中學校監。
楊神父在堂區並不陌生。他與家人自上海遷到香港後，首先在薄扶林村居住。當時，他們雖然並非教友，但楊神父自幼便認識及欣賞明神父在難民潮高峰時期對窮困者的照顧。楊神父攜帶他在教育及溝通技巧上的知識與訓練一同到任。他在任主任司鐸三年；其中有一段時期，他日間在余振強中學和聖神修院，及晚間在香港大學兼任教職。
楊神父把置富及華富兩區的中文主日學合併為一，訓練主日學導師，又開辦晚間慕道班。聖堂內的領洗池及學校操場旁邊的聖母巖，亦在楊神父的督導下建成。聖母巖是在一九八七年由胡主教祝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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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五月，胡主教晉升的佳音及勸誡牧民「邁向光輝的十年」的熱忱，又因六月初的事故，蒙上陰影。一九八九年六月四〔主日〕早上，傳來天安門廣場大屠殺的報告。香港市民大為震驚。堂區在當日及日後數週以至數月的彌撒中，特為死難者祈禱。這是港人哀悼、痛苦、疑惑及沮喪的時期。
一九八九年是多事之年，亦是俄羅斯及東歐共產國家跨台的時期。極權主義政府突然意外地及大多數和平地受到民間民主運動的打擊而被推翻。
楊神父在七月杪離開本堂到美國波士頓哈佛大學進修碩士課程。由於本地司鐸的缺乏，蔣耀東神父（FR. DENIS. HANLY）被邀請暫代本堂司鐸一職。陳德雄神父出任助理司鐸。陳神父即時負責中文主日學，青年團體及開辦新慕道班。這年恰巧是堂區教友普查十週年。堂區議會有見及此，決定進行另一次教友普查活動，藉此明瞭教友的分佈及背景，以備堂區的未來計劃。普查結果顯示不少教友已離港移民外國，或移居鄰近的華貴村及新界、柴灣等環境較佳的衛星城市；同時年青教友婚後亦搬離本區。因此華富村今後面對的問題，是怎樣為日漸增加的老化人口提供照顧及服務。
一九九零年，籍著「基本法」的公佈，教友可意會未來的前景。宣佈時間正值教區慶祝成立一百五十週年。楊神父這時學成歸來，立即被委任為明愛機構教育部長。
同年，梁幹潮修士是第一位被鮑思高慈幼會（SOCIETY OF ST. FRANCIS DE SALES）委派在週末時來本堂學習堂區行政的修士。梁修士晉升神父後，梁定國修士是第二位協助本堂的修生，而第三位則為楊祖羅修士。這三位修士通常在晉升執事前一年到本堂服務，直至晉鐸。他們的工作主要是帶領堂區青年。他們給堂區帶來朝氣及熱忱，同時亦與本堂分享他們晉鐸的喜悅及在堂區主持首次彌撒。
一九九二年初，堂區議會通過重建在寶血小學的華富彌撒中心。得到寶血女修會的合作及堂區友好、建築奇才李國熹先生的協助，校內雨天操場被改建為一既簡單又高雅朝拜天主的地方。五月三十一日，香港區主教代表梁佑忠神父祝聖新彌撒中心，華富教友終於有一所美麗的小聖堂。不到一個月後，彭定康先生（M R. CHRISTOPHER. PATTEN），一位天主教教友，到港履新，成為香港第二十八任及最後一任港督。
一九九三年，寶血女修會王秀玲修女，一位富臨床經驗的醫院牧靈教育工作者，為堂區教友組織一服務長者及病者的研習班。充滿神恩的王修女啟發了一股為病者服務的熱忱。直至今日，有部份參與研習班的教友，仍在鄰近醫院負起牧靈的志願工作。
一九九三年，教區重新組織為九個總鐸區，露德聖母堂堂區歸屬南區。成立總鐸區目的在驅使堂區與堂區之間建立密切的接觸和關係。這新方向，在面對將來重大的政治及社會改變是十分重要的。
踏入一九九四年，堂區發覺要與愈來愈多必須移民外地的家庭道別。不明朗的前景，影響了每一位教友，包括準備留港、移民外地或計劃移居的每一位教友。
一九九四年夏季，余振強中學羅慕潔校長（Ms. T. LO），因健康理由申請離職。校方依依不捨地接受羅女士的請辭。校長一職，則由另一位自建校開始便在校服務的葉錦元先生接任。自九月開始，葉先生便負起在過渡期領導學校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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